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出版文化（代序） 邹振环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出版文化传统的国家，从唐朝起中国就与周边的日本、朝鲜和越南在印刷技术、书籍编辑和出版流通等方面有着多种形式的广泛交流。传统学者对出版史的讨论，或以为可以上溯到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有关泥活字的记载，该书也记述了宋代与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诸国医药文化交流的史料。明清以后中国在出版物、出版人、出版机构和书坊等方面与日本、朝鲜和越南等有着越来越多的互动，通过出版传播，中华文化对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出版史的现代研究，可以追溯至张静庐，他以一人之力自20世纪50年代起编辑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以及《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共8卷，被很多历史学者视为新中国最初30年中国出版史界独步一时的人物。其时上海正在酝酿推动近现代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计划，60年代上海出版局曾专门成立了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负责出版史料的征集和编辑，后来编纂有《近现代上海出版界印象记》的朱联保曾经参与过编辑所的资料整理工作。动乱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征集的不少资料陆续有散失，中国的出版史研究也陷于停顿，此一期间与海外出版史学者的交流亦几乎完全处于隔离的状态。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出土了一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韩国学者认为该经卷应该刻印于8世纪时的新罗王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进而提出印刷术起源于朝鲜半岛的假设。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雷德雅（Gari Ledyard）和美国汉学家兼印刷史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将此一重大发现公布于《纽约时报》，成为轰动当时世界的新闻。可惜直至1979年，中国著名的出版史研究者胡道静通过归国访问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才得晓此事，并在《书林》杂志上作了介绍。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