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说史　兴味悠长 张耕华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为“新史学”而倡导“史学革命”，其方向之一就是变史学的“帝王之学”为“为国民写史”。所谓“为国民写史”，不仅是历史写给国民看，还是历史要为国民写。百余年来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就“为国民写史”而言，离“新史学”追求之目标还相差甚远。由电视台“名家讲座”而带来的“品三国”热潮，以及报上对怎样说史的讨论，都不妨看作学术界为“为国民写史”而进行的有益尝试和探索思考。近日，中华书局重印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所写的《三国史话》，可以为学界当下的尝试和思考提供借鉴。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苏北游击区的江苏文化社，组织编辑部筹划出版图书刊物。已故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当时在编辑部工作，便约请自己的老师吕思勉先生来写一本历史通俗读物。吕先生想，要写历史通俗读物，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是最佳的素材；因为人们所熟知的三国的史事和人物，大都来自《三国演义》，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演义体的历史小说，人们从中获取的历史知识，或者用演义中的观点来评说历史人物，就会造成许多谬误；而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来讲述三国历史，既可纠正人们历史观念和知识上的谬误，也能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 吕先生的《三国史话》，实在是他《秦汉史》的副产品，融入许多他独特的研究心得。此次出版，附录中还收录了吕先生有关三国历史的20篇札记。读者如能将这些札记与《史话》的叙述相互对照，或进而再读他的《秦汉史》，就可以体会史家“说史”与演义体的历史小说大不相同。 说史如“烹调”，评话家、文学家要刺激受众的口味，一定要多加“佐料”；史学家追求历史的“原汁原味”，不仅不能多用“调料”，还要对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细加甄别。吕先生说：“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