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先人走过的历程，留给后人以经验，以启示，因此辨识先人的足迹、业绩是人类的本能愿望。然而历史是消逝了的事物，不会重演，也不能真正复原，所谓再现历史是艺术的夸张，乃是难以真正做到的。后人对历史的认知，靠传承下来的先人社会生产技术、社会生活方式和传统意识、观念，靠先人的遗物、遗迹，还靠历史文献。其中文献最重要，因为它提供反映古人生活的资料，使后人可以加工这些素材，去做历史的“复原”工作。资料越丰富，复原工作就会做得好一些，会一步步接近真实。历史文献是历史的见证，研究历史文献的史料学是历史学的最主要的辅助学科。没有历史资料无从去说明历史，没有史料学便没有历史研究，也就没有历史学。 我研治历史，和许多同行一样，一贯倾心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也许是属于所谓“史料派”吧，因为不少同仁如此看待我，个人时或也这样地承认，故在1985年出版的《雍正传·序言》中强调“用资料说话”，主张史学著作要“寓论于史”。既然注重于资料及其搜求，在青壮年时代每读一书，不仅摘录它记叙的历史事件、制度、人物、时间和社会环境的材料，常常还对该书写一点札记。我的初衷倒不是要进行史料学或文献学、目录学的研究，而是依据利用历史资料必须对资料的保存形式有所了解的要求去做，及至史书读得多了一点，笔记也写得不算少了，同时我在清代历史教学过程中，深知青年学子占有史料的愿望和困难，遂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讲授清史史料学课程时撰写讲义，于1984年写出《清史史料学初稿》，并于1986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枣梨。既名“初稿”，就表示我不满足于此，将要继续进行研讨。事实上我也确是仍在关注材料的积累和研究，历时六七年，经过加工提炼，在“初稿”的基础上，写成《清史史料学》，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93年予以梓刻。此系繁体竖排本，限于台湾发行，几乎不为我国大陆读者所知，纵有知者，亦难于寻觅，向我索取者，也只能抱憾地道歉，因我仅有的几本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