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的儿子经常阅读和回顾历史：这是唯一真正的哲学。 ——拿破仑对罗马王的最后教导 前言 任何一本新的拿破仑传记问世，作者似乎都有必要自圆其说。我的理由只能是，多年以来，我一直试图根据英国档案馆以及欧洲各国历史学家最近发表的许多有价值素材，修订对拿破仑生涯的传统论述。如果我要解释自己处理这些资料的方式，就需要煞费苦心地写出一篇详尽的前言来；但因为篇幅所限，我只能简单地提及最为重要的方面。 首先谈一谈已经发表的材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诸位先生的作品：法国的奥拉尔、许凯、乌赛、索雷尔和旺达尔，德国和奥地利的贝尔、德尔布吕克、富尼耶、莱曼、翁肯和韦特海默，以及意大利的伦布罗索男爵。我还从如下组织与个人的学术专著或文集中获益颇丰：法国的“现代历史学会”、陆军总参谋部、布维耶先生、科德里耶先生、“J.G.”莱维上尉、马德兰先生、萨尼亚克先生、西乌先生、齐维先生等，德国的拜洛、德梅里齐、汉辛、克林科夫斯特罗姆、卢克瓦尔特、乌尔曼等诸位先生。最近出版的同时代法国回忆录不乏价值，但此类文献需谨慎引用。莱昂·勒塞特先生和莱昂斯·德布罗托纳先生新近发表的拿破仑信件也为这位巨人生平的研究开启了新视野。万事俱备，我们也许可以放心地修正对他一生许多片段的评判了。 但是，如果我不能对拿破仑的文献有新贡献，就不应该投身于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中。此前，我曾为“剑桥历史丛书”中的一本著作而对这一时期进行了研究，确定了1795—1815年英国档案记录的巨大价值。除了海军档案学会、奥斯卡·布朗宁和赫里福德·乔治先生以及多伦多的鲍曼先生取得的丰硕成果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以这一时期官方档案为基础的英语著作，这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无疑是种耻辱。这些官方档案非常有趣，也极具价值。当年，我们的外交官擅长在许多外国首都获取国家机密，即便这些国家正在与我们交战；此外，在英国陆军部与海军部的档案中，我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