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万丈红尘起　来演丽人行——序张惠雯的“美人书” 孟繁华 张惠雯的这部小说集，写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县城里三个出名的美人：何丽、丽娜和红霞。因此，这部小说集也可以叫作“美人书”。如果按照图书生产的市场逻辑来看，除了凶杀、谍战、政治、暴力等题材或元素，“美人”大概是最吸引眼球的。一想到“美人”，一定和欲望有关，和色情有关。美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男性的欲望想象，美人是战无不胜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这部“美人书”，那就要自惭形秽了。事实是，张惠雯在时代环境变迁的背景下，或残酷惨烈或云淡风轻地写出了三个美人各自的命运，在故事的背后，在作家对世风世情和世道人心的描摹中，隐含了她对万丈红尘中价值观变化和人的欲望没有限度极端膨胀的隐忧。因此，这既是一部美人书，同时也是一部批判书。 对女性深切的同情是小说基本的情感取向，无论是在小县城还是在大深圳，三个美人既不是吉卜赛女郎，也不是羊脂球，当然也不会是白毛女。但她们在现代性的巨大冲击下，完全改变了前现代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应该说现代性的急速发展和世界性的扩张，逐渐构建了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现代化运动在取得了丰盈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建立了“物欲统治”霸权。这种霸权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后，也成为一种文化冲击力，对普通民众便具有了支配性的力量。孟子在断言士与民的区别时说：士，无恒产有恒心；民，无恒产亦无恒心。今天的士与民无异，都是既无恒产亦无恒心的群体。普通民众被现代化运动裹挟，既要挣扎更深感无奈。特别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她们的遭遇无可避免地险象环生。“美人书”中三位女性的命运，就是对这一遭遇的形象阐释。 县城的三个美人究竟有多美，美人究竟怎样写才会惊为天人？汉乐府《陌上桑》这样写：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元代杨果的《小桃红·采莲女》这样写： 采莲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