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道德经》曰：“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两千多年来，作为“大道”的民主在西方经历了一个“衍化至繁”的过程，而且越来越繁杂。如今民主已发展成为世界市场上的“通货”，没有人、也没有一个国家堂而皇之地拒收。问题是如何巧妙地运用，使之兴利除弊，既不会因“通货膨胀”而失控，也不至于因“通货紧缩”而窒息生机，或产生大规模的社会抗争。 “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中国，这样一种价值判断来得并不比西方晚。最迟到五四以后，中国主流的舆论就没有偏离过扬民主抑专制的基调，哪怕是在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的论辩中，主张实行新式独裁的人也一致认同民主的价值、自由的光芒，争议的不外乎是如何绘就中国通向民主的路线图和中国最终应设计出何种款式的民主制度。 古人又云：“大道至简，知易行难。”孙中山则反其道，认为：“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作为“大道”的民主，到底是“知”难还是“行”难？这不仅困扰着中国人，也困扰着西方人，惟其如此，民主才成为常谈常新的永恒话题。民主之行与知，并非个体之知与行，乃政治共同体范围内集体之知与行。从相对意义上讲，民主之知，即集体的共识；民主之行，即集体的行动。政治共同体的规模越大，达成集体共识并为之行动的难度就越大。其实，民主之知与行，非难易之断，而是一个两难之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民本主义传统的国度，“民”的重要性向来就是一项共识。中国人以民为本，西方人欲让民来作主，在对民意、民生的尊重这一点上，中西方并无太大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可能比西方人更容易在价值上毫无保留地接纳民主，向往民主的冲动更强烈，这也许是中国易将民主浪漫化并催生民粹主义的缘由吧。 中国人强调“民”的重要性，通常是从民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出的力量着眼，即所谓“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待之必须慎之又慎；“驭民”需要大智或谋略，此“大道”至简也。西方总是将民主与个人权利、自由放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