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我的挚爱孙一英女士（1930—2019） 以及 我们共同走过的71载风雨人生路 图片 序　言 我和路遥同志可以说是同辈人，都是194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进入大学学习，1951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在同一时代成长起来的。他在1948年读过华岗同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我也在同一年读过这同一本书（只是书名用的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两卷本）。因此读他口述的《路遥和他的史学时代》，感到格外亲切，同样引起深深的感慨。 他的书名中特别提到“史学时代”，这是很显眼的。因为今天的年龄稍轻的史学界同行，了解新中国初期巨变中“史学时代”的已近屈指可数。而如果不了解这个“史学时代”发展的过程，也不容易更深切地了解路遥同志和他的同伴们在义和团研究上的贡献是多么重大而不易。 建国刚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正实行着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百废待兴。史学领域内，既要继承前人的遗产，又要努力创新，一切都在探索中。大学的历史系没有统一的教材，史学刊物除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外，只有天津的《历史教学》、河南的《新史学》等篇幅简略的几种刊物，山东大学的综合性刊物《文史哲》受到全国范围的重大关注。学者间的直接交流很少，我在1965年以前一共只参加过两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这在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看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个过渡的年代。 只有了解当时的史学时代，才能亲切地感受到山东大学对义和团起源问题进行大规模田野调查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和意义。 我是从1953年开始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程的，解放前的高等学校中极少开设这门课程。记得我当时讲这门课的依据，大体轮廓依据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有陈恭禄教授的《中国近代史》，史料方面主要依靠中国史学会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此外，对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还看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