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笔者于2002年春天前往伦敦从事了约一个月研究工作，为当时撰写的英文专著They Were in Nanj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Witness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Nationals搜寻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英国外交文件，该书此后由香港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印行出版。每天，在下榻的小旅馆附近的维多利亚车站乘坐绿线地铁前往坐落在皇家植物园近旁的英国国家档案馆。 不久便发现，英国国家档案馆与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很大的区别。美国国家档案馆主要为研究人员提供解密的仍为散页的外交文件原件，而英国国家档案馆只提供给研究者经过挑选后数量有限，并已装订成册的外交文件。 英国外交官的报告系统也有别于美国外交官的汇报途径。美国驻南京领事约翰·摩尔·爱利生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将电报发给当时的国务卿考德尔·豪尔。如果他发电报给美国驻中国的其他使领馆，爱利生也会抄发一份给国务卿。这样，便会有较为完整的一套爱利生发出的电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存档。而爱利生的英国同行，驻南京领事亨弗雷·英吉兰·普利焘-布伦则主要向英国驻上海大使馆的临时代办罗勃特·乔治·豪尔发电报报告情况。豪尔再对这些电文甄别挑选，决定哪些电文需要转发给伦敦的外交部。结果，伦敦并没有存档由普利焘-布伦，或他的继任人欧内斯特·威廉·捷夫雷，从南京发出的所有电文。由于外交电报基本上都有编号，笔者当即意识到，在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只寻获南京发出电报中很小的一部分。 按逻辑推理，能够追踪到这些电文的另一个处所，应该是英国驻南京与上海大使馆的档案。因此，笔者前去咨询英国国家档案馆内的档案管理人员。经过数次搜索未果，他得出结论，认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在英国驻南京、上海的外交官被日军羁押的情况下，这个时间段的外交电文很可能被销毁或遗失。 由于在英国外交部档案中没有找到更多南京大使馆发出的电文，笔者和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