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伦理学、政治哲学与中国哲学。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任教清华大学哲学系至今。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彝伦攸斁：中西古今张力中的儒家思想》及学术译作若干篇，主编《公共儒学》。 “古典与文明”丛书总序 甘阳　吴飞 古典学不是古董学。古典学的生命力植根于历史文明的生长中。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古典教育与古典研究的兴趣日增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学人走向文明自觉的表现。 西方古典学的学科建设，是在19世纪的德国才得到实现的。但任何一本写西方古典学历史的书，都不会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写，而是至少从文艺复兴时候开始，甚至一直追溯到希腊化时代乃至古典希腊本身。正如维拉莫威兹所说，西方古典学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面对希腊罗马文明，为西方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对西方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是西方文明复兴的前奏。维吉尔之于但丁，罗马共和之于马基雅维利，亚里士多德之于博丹，修昔底德之于霍布斯，希腊科学之于近代科学，都提供了最根本的思考之源。对古代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的大规模而深入的研究，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先驱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他们获得了思考的动力。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古典学术，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土壤。数百年古典学术的积累，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命脉所系。19世纪的古典学科建制，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结果。随着现代研究性大学和学科规范的确立，一门规则严谨的古典学学科应运而生。但我们必须看到，西方大学古典学学科的真正基础，乃在于古典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