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怀感激地献上这本书， 为了纪念埃及学家和作家欧内斯特·阿尔弗雷德·汤普森·沃利斯·巴奇爵士，他慷慨地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埃及学基金提供资助。 谨向过去85年来基督学院的硕士生、研究员及学者对沃利斯·巴奇夫人预算基金的维护及培育，表示衷心的感谢。它的受益者（我很自豪能成为其中一员）已经并将继续在塑造埃及学方面发挥作用。 时间线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推荐序 高伟 埃及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埃联合考古队队员 商博良、莱普修斯、马里耶特、皮特里、卡特……许多埃及学先驱的名字是我读书时在课堂上慢慢熟识起来的。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欧洲学者。准确地说，我熟识的只是他们名字的拼写和在学术史中记录的几行事迹。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和我的法国同学对“埃及学之父”商博良的看法显然不相同（其中一人还是商博良的同乡）。商博良被法国人看作民族英雄，是一尊矗立在法兰西公学院庭院中不朽的塑像；而在我的脑海中，他与其他先驱一样，是被“供奉”在同一片学术光环之下的、难以走近的一段残影。因为他们在智识上的卓越贡献，人们自19世纪开始得以了解古埃及文明的魅力，以至于一门专门的学问——埃及学很快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显学。但事实上，我很难给那个年代或具体的人一个清晰的描述。我想，不少读者朋友和我有相似的感受。 原本我也是无须走近他们的。2015年，在机缘巧合之下，我接到了《埃及和努比亚的遗迹：商博良埃及考古图册（上下卷）》的中文翻译工作。之后，在做博士论文研究时，我需要梳理卡尔纳克孟图神庙区历年的考古工作，这让我开始对埃及学何以成为埃及学产生了兴趣。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活跃在埃及的学者留有不少专著，调查笔记、个人信笺、遗址照片、文物卡片等档案资料更是浩如烟海。其中的只言片语乃至一张草图，都有可能是一座古埃及建筑在世间留存的最后记录。在学术层面，我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