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战国策》是记载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行的一部重要典籍，既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今天能把我们为它所作的全注全译付梓，以正于读者和方家，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 一 《战国策》是西汉末年刘向校订、整理“中秘书”（宫廷藏书）所取得的一大成果。刘向《战国策叙录》云：其底本众多，“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文字混乱而且体例不一，“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由此可见，《战国策》乃是刘向采录若干同类文献，采取国别体加以校正、删汰、补充、编次，并命名而成。显然，作为群书荟萃的《战国策》，其作者绝非一人，相传乃是各国史官或策士。他们究竟是谁，已不可考。 《战国策》的流传曾有一番周折。东汉末年，延笃作《战国策论》一卷，高诱作《战国策注》二十一卷，或谓三十二卷。到北宋时，据王尧臣《崇文总目》云，刘向校录本尚有二十二卷（清钱绎按：“《隋志》《通志略》并二十一卷。”），高诱注释本仅存八卷。于是曾巩寻访校补之，其《战国策目录序》云：“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按：宋元间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崇文总目》谓‘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十三阙’。然则此‘十一’当作‘十二’。）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遗憾的是散佚的高诱注，他并没有找到。尽管如此，曾巩对于《战国策》的流传是立了大功的。 南宋初年，在曾巩校补的基础上，接连出现两种新本子，一种是成书于绍兴十六年（1147）的姚宏续注本，一种是成书于绍兴十七年（1148）的鲍彪新注本。姚本三十三卷，卷数、篇次悉如曾本之旧，其中二至四卷、六至十卷为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