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不远的过去 七上八下 九九归一 一封信 你好！ 很久以来，我都想写小说，但又怀疑自己讲不出故事，直到我拍了一些带有叙事性的录像，编了几个属于情景对话的短剧，才发现故事原来就隐藏在画面或概念中，写小说就是将故事从词语的深海中打捞上来。 粗略估算了一下，三十年来，我在广州以及周边乡镇租赁的物业超过了五十处，这也意味着我跟同样多的业主签订过合同，有过同样多次数的搬迁。如果每搬到一个新地方带来的兴奋都是短暂的，无尽的折腾倒是带给我能够接触到不同社会人群的好处，这比我在学校当老师只面对同事和学生要丰富得多。当然啦，我并不是为了体验这一点才去租房子，实在是因为我对“文化实践”的理解是从办书店开始的，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空间实践，它们构成了我的无法倒推的人生。没有人比我过得更好，没有人比我过得更差。 这部小说并不是对这三十年折腾的记录，也没有写到过任何一次搬迁。在构成故事这一点上，里面出现的人物和情节也不是我长期接触的人和亲身经历的事，如果说它们算不上虚构，那么它们就属于现实主义创作中所谓的“典型”，是将广泛的社会生活放进一个处理器进行蒸发之后得到的结果。我相信任何有经验的作者都会同意这一点，我之所以强调它，只是想交代一下这部小说的来历：它没有在写作大纲的规划下一步步深入生活展开调研，也没有受到某个具体事件的刺激，它的形成——从人物到情节——都是源于一个录像，而录像又源于书店，源于书店所处的具体社会。如果说书店一直都处于社会的包围当中，起初是校园，后来是商业大楼，那么只有到了昌兴街，它才真正被安插到广州的城市生活中，以一种失败者的姿态暴露在各类人群的眼前。 尽管昌兴街是一条短而直的小巷，但它也像一幅卷轴风俗画，立于其中的书店可以成为市井生活的观察哨和舞台，就像老舍的«茶馆»一样。更为贴切的想象可能是电影«七十二家房客»和电视连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如果说我并没有抄袭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