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大数据”对历史研究的挑战 （代序） 一 梁启超先生在谈到史料对于史学发展的重要性时，把史料喻为“史之组织细胞”，认为“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傅斯年先生也强调，若要不断地使史学发展、层累，就必须不断地收集资料、挖掘资料。近代以来，研究者一直孜孜不倦地扩充史料来源，扩大研究范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即体现了对获取研究史料的重视。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史料的获取、存储、交流、再生产等诸多环节发生深刻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数据库的蓬勃发展。英国著名学者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的弁言中介绍了《手册》的四个重要目标，其中之一就是“突出利用电子资源对中国历史资料进行传播、归类和分析，这些资料上起商代甲骨文下到最近的中外学术研究”，还提到《手册》选择了225个数据库（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原始资料及参考著作的电子版），并强调“中国历史和考古研究领域在过去的十年中飞速变化，数据化亦改变了人们研究的方法，本书试图跟上这些新的发展”。 就国内而言，2010年以来，仅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以数据库建设为核心的文史研究项目就不下70项，这两年来增长尤甚。资料的数字化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数字资源的采集、加工和处理对研究成果的取得作用日益显著，如何理解历史学在大数据时代下的发展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国内史学类数据库的发展历程。尽管数据库技术滥觞于20世纪60年代末，但是直到80年代，国内的人文学科才逐渐开展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就史学类数据库的建设来看，迄今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为数字化制作、整理阶段，重点在于资料的输入与整理，制作成电子光盘。如在1985年，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便启动了“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的建设工作，内容包括“二十五史”“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