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记 谨以此书献给潘琦塔、宝拉、玛纳、妮可以及其他我生命中优秀的女人们 上幼儿园的我就已经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的家人还不知道女性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我就已经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我出生于1942年，所以我们在讲的，是一段遥远的过去。在我看来，我对男性权威的抗拒源自我母亲潘琦塔的经历：她在秘鲁被丈夫抛弃，只能孤身带着两个裹着尿布的孩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回到智利父母的家中寻求庇护。我就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 我外祖父母的家在圣地亚哥的普罗维登西亚区，这个区域如今宛如一片迷宫，商铺和办公楼林立，可在当时还是一片居民区。外祖父母的房子虽然很宽敞，却并不美观，就像水泥堆砌而成的怪物。房间的顶很高，四处漏风，里面有被煤油炉熏得发黑的墙壁，厚重的红色长毛绒窗帘，结实得能用上一个世纪的西班牙式家具，还有一些很是阴森的已故亲人画像和一摞摞落满尘土的书。从正大门看，房子颇为气派。客厅、书房和餐厅很是雅致，可很少使用。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则是一个乱糟糟的王国，它属于外祖母、孩子们（我和我的两个兄弟）、女佣、两三条看不出品种的狗和几只半野生半家养的猫。那些猫没完没了地在冰箱后繁衍后代，厨娘只得将它们下的崽拿到院子的桶里淹死。 伴随着外祖母的早早离世，那个家里的欢乐和光亮一并消失。在我的记忆中，童年是一段充满恐惧的阴暗时光。 我在害怕什么？我怕妈妈死去，我们流落到孤儿院；我怕吉卜赛人抢我的东西；也怕魔鬼会在镜子里出现。但现在我庆幸有这段不幸的童年，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写作的素材。我不知道那些在普通家庭度过快乐童年的小说家是怎么想出办法来的。 我很早就发现，与家中男子相比，妈妈是低人一等的。她违背父母的意愿结了婚，结果就像她父母所预言的一样，婚姻失败了。她申请了婚姻无效，在智利这样一个直到2004年才将离婚合法化的国家，这是她当时唯一的选择。她没有工作的能力，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