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标号（例如“327a”）标明了文本被切分后的部分，每一部分一般长达十余行。这本来只是古代的编辑和分页程序推荐使用的切分方法，随后却成为了传统，使我们能够在古希腊文本或法语译本中找到相关的段落。但我没有这样做。 前言 我是如何写作这本不确定的书的 这件事整整持续了六年。 为什么？为什么要借柏拉图做这项几乎有些偏执的工作？因为，出于一个明白无误的理由，今日我们尤其需要柏拉图。他将我们引向某个信念，即我们在世上的自我治理意味着某个通向绝对状态的入口已经向我们敞开了。这不是因为有一个真实不虚的上帝俯瞰着众生（笛卡尔），也不是因为我们自身是这一绝对性变成主体过程中的阶段性面孔（黑格尔以及海德格尔），而是因为我们身上的感性来自永恒真理的构建过程，它超越了个体的实体性和集体的修辞学。 我们知道他对这一来源的动机语焉不详，但这动机令我们能够超越被我命名为“民主唯物主义”的事物的局限性。“民主唯物主义”有如下断言：只存在个体和共同体，以及两者之间关于订立契约进行的协商。今日的“哲学家”宣称我们可以对这些契约有所期待，但我们唯一能够期待的，无非是它们体现了平均主义。这一“平均主义”对哲学家来说其实只有一个作用，即让他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平均主义”是以而且越来越以一种让人无法容忍的非正义形式实现的。因此我们最终必须肯定：除了身体和语言之外，还存在永恒的真理。必须能够想象，身体和语言在历史中参与了这一永恒性充满斗争的构建过程。这是柏拉图一直试图让失聪者听见的。 所以我将目光投向了《理想国》，希望发掘它对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理想国》是大师的核心著作，处理的恰好是正义的问题。我依据的是由埃米尔·尚布里修订的古希腊文本，是我的一本旧书，属于“法国大学双语丛书”（美文出版社1949年版）。五十四年前，我已经狂热地研究过这个文本，上面层层叠叠地覆盖着来自不同时期的批注。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