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广义的基督教信仰（Christian faith）之于西方文化的关系，就像儒家伦理之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样，可谓是深入骨髓、贯通经脉。自从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把基督教国教化之后，尤其是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以“君权神授”的形式重建罗马帝国之后，西方文明就成了“基督教文明”。其情形正如同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尤其是隋唐时代以儒家思想为根据来开科取士打通朝野之后，中国文明就成了“儒家文明”。因此，诚如人们要想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传统与演进就必须梳理儒家思想的来龙去脉一样，如果想系统地认识西方文化的精神根基和变革历程，就必须深入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发展演变。 从历史后果来看，基督教信仰对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要比儒家伦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入和广泛，它不仅体现为一些外在性的节庆礼仪（如西方人至今奉守的圣诞节、复活节等公众节日，西方国家领导人手按《圣经》宣誓就职等仪式）、纪元方式（如从西方推广到全世界的以耶稣诞生之年为元年的公历，以上帝创世为根据的星期制等）、公共建筑（如西方随处可见的教堂）和公众活动（如教会团契和忏悔祈祷等），而且深入融化到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精神血脉中，形成了深沉的罪孽意识、契约精神、诚信原则、自由与平等观念、家庭伦理、天国理想等。更重要的是，从产生伊始，基督教就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宗教信仰，而且是一个实体性的社会组织，即教会。这个教会组织在罗马帝国时期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与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二元权力格局。尤其是到了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西欧表现为罗马大公教会即天主教会——在分崩离析的西欧封建社会里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到了宗教改革时代，随着教会本身的分裂和各种新教教派的建立，一系列始料未及的社会变化和新生事物如同洪水猛兽一般从中世纪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