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通称为“二拍”，与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齐名，均为明末“话本”、“拟话本”的上品，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话本”源于唐代的“说话”，至宋代渐为盛行，且开始有刻本流传。“说话”就是说书、讲故事，“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话本”仅是故事的梗概，是供说书人去讲给观众听的。其间文人也摹仿话本编写小说，将故事情节铺展开来，供读者去看，这就形成了“拟话本”。 “三言”先出，“二拍”紧随其后，“三言”的最后一部《醒世恒言》问世的第二年，《拍案惊奇》也便刊行了。“二拍”受“三言”的影响很大，凌濛初对此毫不讳言，他说：“独龙子犹（即冯梦龙）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拍案惊奇序》）他作“二拍”，也是为了破今时“民佚志淫”的陋习。但“二拍”与“三言”也有不同处。“三言”主要是搜集了宋、元、明时期的大量话本给予选择和加工，其间虽也有冯氏的作品，所占比重很小；而“二拍”则基本上是凌氏的创作。凌氏的创作也有所本，用他自己在《拍案惊奇序》中的说法，是“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但他依据的杂碎事都很简略，因此“演而畅之”程度要较“三言”的润饰大得多。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今人谭正璧教授编辑的《三言两拍资料》就可以清楚。 话本也好，拟话本也好，它们的听众或读者，都是下层的百姓，称它们为“市民文学”，名副其实。“市民文学”的内容范围很广，作为白话小说的“二拍”，则更贴近市民的生活和意识。 “三言”、“二拍”以前的传奇、演义，总不离英雄美人，尤其是帝王将相。他们的事儿老百姓们也喜欢听，但英雄美人、帝王将相的作为，老百姓们做不到也管不了，毕竟隔着一层天。《拍案惊奇》四十卷，每卷一个主体故事，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