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听全汉昇教授讲“中国社会经济史”这门课是在1967年至1968年间，翌年也修读了全先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当时新亚仍在九龙土瓜湾农圃道，但由于走上农圃道有一段百多米的斜坡路，自从马骏声校友不再管理学校大门以后，大家便都走天光道的后门了。 记得有一次放学，我去离校最近的巴士站等车返家时，正巧全教授也在等车，我就顺便问道：“全先生，您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那您是否也听过钱宾四先生的课呢？”全先生答道：“我与钱先生是同一天进北大的，我是学生，钱先生是以副教授资历受邀去北大教书的，我听过他的‘中国通史’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门课。”可惜我当时没有问他是哪一年，大概是1932年至1935年间的其中一年吧！我所以把这番话记下来，是由于一些有关他们两位的书中都说得不清楚，故值得在此补述。 我本来是哲学教育系毕业的（1953—1957年），接着的两年又在钱宾四先生指导下毕业于新亚研究所。后来香港中文大学李卓敏校长准我们重读一年，并写一篇论文，通过后可获中大正式的英联邦硕士学位，可惜我没有机缘，便只得转读历史系学士学位。要感谢王佶教务长在校务会议中支持我重读，两年后在历史系获文学士学位，然后我在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的准许及协助下，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主要是宾四师与忼烈师两位的深厚交情所致，在此要万分致以谢意的，也得感谢王佶教务长的帮助。 记得当年我用两年时间重读历史系的学位，选课并不宽松，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两年是在教中学，星期一至五的下午四时下课，就急急赶返新亚上课。由于中学与新亚距离很近，快步五分钟便可赶到新亚，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不然便读不成这个学位，也休想再读硕士、博士。 这两年我在历史系的选课，限于每周一至五的下午四时后的两小时，再加星期六上午的一门课，凑起来勉强刚够学分。可以这样说，这两年我只修读三位教授的课，刚好凑够学分。因为其中两位是下午四时上课，另一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