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父母 在此，请允许我向实验者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为他们以及他们从顽固的大自然手中获取的关键事实而付出的努力……对于我们的理论，（这些事实）给出的否定非常清晰，肯定却如此难以辨认。 ——赫尔曼·外尔（1885—1955），德国数学家 序言 大自然对我们的嘲弄 在我见过的所有物理学家的办公室里，这肯定是最简约的一间。一张小桌子旁边是一把椅子，桌上什么也没有。没有书，没有论文，没有台灯，没有电脑，什么也没有。唯一称得上装饰性的东西只有一张沙发。巨大的窗户俯瞰着一汪小湖，湖边的树都是光秃秃的，只有个别落叶晚的树上还有一些秋叶，执着地拒绝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寒冬的来临。卢西恩·哈迪（Lucien Hardy）把笔记本电脑往桌上一放，他说自己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咖啡厅完成的，所以他的办公室只需要一张咖啡厅那样的桌子，能搁下笔记本电脑就行。 黑板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哈迪办公室里的这块黑板几乎占了一整面墙。他开始在上面写写画画，没过多久，黑板上就满是图形和公式——绝大多数我认识的量子物理学家都喜欢这样做。 我们刚开始讨论的话题是深奥的量子力学，结果哈迪停下来，说：“我选错了切入点。”为了重启我们的讨论，他说：“假设你有一家制造炸弹的工厂。”他的话勾起了我的兴趣。 他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名字：伊利泽和韦德曼。他要讲的正是“伊利泽–韦德曼炸弹问题”。这个问题由两位以色列物理学家的姓氏命名，它的目的是让不搞物理学研究的人也能理解量子世界的反直觉本质。即使是对物理学家来说，量子世界的性质也很令人困惑。 炸弹问题的内容如下。假设有一家生产炸弹的工厂，它给炸弹装配的触发装置十分灵敏，以至于一个粒子（无论什么粒子，哪怕是一个光子）都能引爆炸弹。但这家工厂碰到了一个难题：该厂的组装线不过关，所以带触发装置的合格炸弹里混着大量不带触发装置的次品炸弹。哈迪将这两种炸弹分别标记为“好炸弹”和“坏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