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行政收费关进法律的笼子 行政事业性收费之多、之杂，久为社会诟病。从中央到地方，虽经年年清理，但收效甚微。今年1月开始，由国家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30项，如办税务发票、户口簿、准迁证等，不用再交工本费；对个体工商注册登记费、房屋租赁管理费等也将免收。粗算下来，每年减轻社会负担约105亿元。此数据，比起全年6000多亿的总量，仍是九牛一毛。 清理多年，行政事业性收费仍居高不下，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吃紧有关。经济下行，税收增幅回落，非税收入却在增加。去年上半年，全国非税收入高达8863亿元，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与罚没款，同比增长了29.4％。中央年年有政策，地方项项有对策，前减后增，或边减边增。总体看来，行政事业性收费仍未摆脱边清理、边扩张、再清理、再扩张的怪圈，改革难度极大。 公共政策兜底民生，减少行政成本，被视为疗治经济下滑、刺激内需的良方。中央政府诚有决策善意，要还利于民、让利于民，但由于缺少相应的法律规范，对各地行政收费的监管，也只能停留在“规定”和“通知”层面，难以形成令行禁止、百体从心的法律约束力。因为“权”与“利”联成一体，行政收费沦为很多地方部门的敛财工具，并不奇怪。它们寻找制度漏洞，巧立名目地摊派与罚款，或越权立项，或擅提标准，或明减暗增，或私设金库，或无证收费，既加重了企业和民众的负担，又伤毁了政府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 一般说，纳税人缴税，理应享有无偿的公共服务。对少数因放开无偿服务会伤害公共利益的项目，可采取“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收取一定的行政费用，只是为了限制过度耗损公共资源，如对污染企业收取的环境治理费。但目前我国多地情形并非如此，行政收费已构成庞大复杂的体系。在很多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按小项分，高达数千项，遍布交通、城建、教育、土地管理、行业主管局等各部门。由于覆盖面广、重复率高、收费频次快，给社会带来极大负担。如在车船使用税之外，还有车辆购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