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序 战争的历史就是指挥控制的历史。在《孙子兵法》中，指挥的艺术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阐述如何进行指挥控制的著作，而任务式指挥思想也源自克劳塞维茨。中西方“兵圣”都高度关注指挥控制也恰恰说明了指挥控制在战争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 指挥控制（C2）的成效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联合作战、全域作战的重心在于指挥控制，取得体系优势的关键也在于指挥控制。在战争中，任何一项其他活动的重要程度都无法与指挥控制相提并论。 指挥控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战争规模等都在牵引着指挥控制的发展演变，特别是科技的发展加速了这种演变，拓展了演变的广度与深度。同时，指挥控制在应急管理、反恐维稳等社会治理领域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其研究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与重视。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武器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作战方式的变化，由此深刻地影响着指挥控制的演变甚至变革。与此同时，指挥控制的发展也影响着战争形态的变化，催发各种新型指挥控制组织形态。由于士兵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其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因此，军队不仅必须改进训练方法，增强士兵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要搞好相互间的协调，由此演化出新的组织形态。 影响战争与战争指挥控制的主要因素是人类组织形态的演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催化作用，这种演化呈现出清晰的脉络，从中心化组织形成中心化指挥控制，到一线自主协同形成边缘指挥控制，呈现出“集中—分布—自组—敏捷”的演化过程。人类组织形态最开始以中心化为主，是集权的、层级制的、金字塔形的，马克思·韦伯将之归结为官僚制模型。这是一种严密、高效、精确的组织体系，指挥单元和行动单元严格分开，上下级之间形成指挥命令的层级关系，上级负责政策制定，有指挥、监督、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