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中国读者熟知司汤达的《红与黑》，却不太了解他的另一部小说《红与白》（又名《吕西安·勒万》）。它可说是《红与黑》的姊妹篇，从题材、结构到写作理念都与《红与黑》形成呼应之势。它是司汤达篇幅最长的小说，也是唯一保存着手稿的作品。它虽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却深得专业读者青睐，因为散布于手稿各处的批注与评论，使读者得以进入小说创作的内幕，了解作者的创作理念与写作方法。 1833年秋天，驻意大利奇维塔韦基亚担任领事的司汤达回巴黎休假，一位女友戈尔蒂埃夫人写了一部小说，题为《中尉》（Le Lieutenant），请他指正。司汤达将手稿带回阅读，在1834年5月写给戈尔蒂埃夫人的信件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小说的诸多缺点，如语言过于华贵夸张、人物形象不够自然生动，等等。他先是大刀阔斧地修改朋友的手稿，告诉她应当如何改进小说。几天后，他担心“这位夫人写的小说很快会变成女仆文学阅览室的无人问津之作”。“女仆小说”（romans pour femmes de chambre）是他对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的称呼，即不讲究艺术手法，只求情节离奇、催泪煽情的小说，博取格调不高的读者欢心；而与之相对的“沙龙小说”则追求真正的文学价值。司汤达于是决定自己重写一部小说，便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红与白》。 小说写作的缘由符合司汤达一贯的创作习惯，那就是在现有故事的框架上加以阐发。《红与黑》根据真实的刑事案件“贝尔德案件”写出，《巴马修道院》和《意大利遗事》根据意大利古代抄本写出。小说家通过想象，将报刊与故纸堆中死气沉沉的材料变成了引人入胜的作品。这一次，他又找到想象起飞的一块跳板。戈尔蒂埃夫人的手稿至今已不存，后世读者无从知晓原作与司汤达的小说之间有何联系。但是，从作者在小说手稿页边留下的大量笔记、提示、修改和计划，读者可以推想，司汤达顶多从朋友的作品中借用了第一部分南锡的故事情节，而在情节基础上展开的是他早在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