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一 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在中国，《红与黑》有口皆碑，而《巴马修道院》的名字则不那么响亮。其中的道理，从司汤达作品在中国的接受这个角度说，《巴马修道院》的译介相对《红与黑》要冷清许多，或许是一个因素。《红与黑》与《巴马修道院》的首次译介差不多同时。赵瑞蕻先生的《红与黑》作为第一个译本，最初发表于1944年。1949年又有后来一度很流行的罗玉君先生的译本问世。至于《巴马修道院》，则有徐迟先生的译本，1948年上海出版，书名定为《帕尔玛宫闱秘史》。然而此后这两本书在中国的命运，反差就很明显了。《红与黑》一热再热，五十至七十年代，罗玉君先生的译本多次再版，七十年代以后，更是出现了翻译《红与黑》的狂潮，先后出现译本达数十种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与翻译同步，《红与黑》的研究很早就成为外国文学中的“红学”（这本书的研究与评论曾一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尤其是1957年政治风浪后，它与《约翰·克利斯朵夫》一起被批判为教唆个人奋斗的大毒草。不过，从后来的效果看，这种政治批判实际上扩大了这部小说的影响，起码极大地提高了它的知名度）。《巴马修道院》则没有这般幸运，不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新译本问世，连徐迟先生的旧译也未见再版。七十年代后，译本似乎也不多，笔者只见到上海译文版的本子，译者是著名翻译家郝运先生。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当然也就单薄得很，与《红与黑》的研究规模不可等量齐观。其实，无论从作者自己对作品的评价来说，还是从历史的评价来说，《巴马修道院》之重要都丝毫不逊于《红与黑》。《巴马修道院》1839年由巴黎市昂布鲁瓦兹·杜蓬出版社出版。翌年9月25日，巴黎《两世界评论》发表了巴尔扎克的长篇评论《贝尔先生研究》。据巴尔扎克文章称，《巴马修道院》发表后“没有一位记者报道，理解，研究，分析，称赞，甚至连暗示的话都没有”。换句话说，媒体是一片沉寂。这对作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悲哀，比遭到批评和攻击更令人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