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 咸丰三年，就在曾国藩在长沙创建湘军的时候，江忠源受朝廷之命往援江西。 七月，廷樾等至南昌，诸生见贼争搏战，死者七人。国藩虽闻败，颇悦，以为诸生果可任，非绿营巧懦者比也。 也就是说，夏廷樾率部在南昌战败，有七个领兵的书生战死了。曾国藩听了不仅没失望，反而“颇悦”，为什么呢？因为“以为诸生果可任，非绿营巧懦者比也”。这些书生确实可用，远比绿营那些闻风即逃的军官强。 显然，书生们表现出的血性远比他们的作战技术要宝贵。这场战役，坚定了曾国藩“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思想。 湘军的出现，与湖南独特的“士风”分不开。 在传统时代，湖南属于边远地方，人民朴野，读书人也都朴实劲健，素来与空疏的乾嘉学风和神异的阳明学说无缘。所以，湖南人重“实学”。在道光咸丰年间，我们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湖南的书生，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喜欢看地图、读兵书。 曾国藩在北京诸部为官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喜欢研究地理，了解全国的山川险要。 而举人左宗棠和秀才罗泽南、李续宾等人，在湖南乡下一边做着孩子王，一边也在研究地理和军事。左宗棠“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罗泽南“所著地理水道书，多论兵家形要”。李续宾更为投入，“益研精兵事，恒以巨幅纸绘图，累数百”。 所谓“近日尤怪事，往往爱谈兵”。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注意研究实际问题的读书人“深忧天下将乱”，他们从种种征兆判断，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乱将要降临，需要他们及早进行知识准备。 正因如此，他们一旦放下书卷，跨上战马，马上就能表现出相当高的军事素养。比如做了多年孩子王的老秀才罗泽南，虽然以前从来没摸过兵器，但一领兵，居然就卓有成效，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无败绩，屡屡以少胜多。 除了实用知识的储备外，湖湘理学还给了这些书生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在出山之前，已经解决了生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