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残片推想原貌的野心 本书的写作冲动缘起于阅读历史作家刘勃《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的第十章“倾国”，其中所提示的人物之间复杂、明灭不定的关系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武帝晚年令其父子反目的巫蛊之祸的真相，似乎就在这张网后若隐若现。它勾起了我巨大的好奇心，我试图梳理这张网，弄清楚那些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由此理解他们行为的动机。 我的写作向来由好奇心所驱动。上一部作品《太后西奔》缘起于读到该事件亲历者吴永的回忆录《庚子西狩丛谈》——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中的狼狈我曾有所知，但狼狈落魄至此仍令我震惊。这段充满细节的回忆那么魔幻，又那么真实；那么不可思议，又那么符合情理。一股强烈的好奇涌上来，我想搞清楚养尊处优、牢牢掌握大清命运四十多年的慈禧太后是如何跌落至此的，命运经历如此巨大的反差，对她未来的思想行事又有什么影响。 拙作《巫蛊乱长安》的核心是推理和猜想。虽然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最热爱记录历史的民族，但古代历史的记载仍然不足以让后人弄清楚许多事情的细节，许多真相也就由此湮灭。我的博士生导师马勇先生曾教导我，大意是：研究近代史，比的是谁掌握更多、更新的资料。因为近代的材料档案很多，总有学者们看不到的，同时，还有一些档案虽在世间，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公开。而古代史研究比的是谁能在现有材料中看出新意，以及在材料缺失的空白处提出有创见的、逻辑自洽的和当下可见材料难以推翻的推理和猜想。这方面最杰出的例子当属陈寅恪先生的一系列大作。 近代史和古代史的这点不同，我深有体会。写作《太后西奔》时，我努力搜罗资料，但是出版后仍然还能不断看到此前没有见到的材料，甚至是与我使用的材料相矛盾的记录。在写作《巫蛊乱长安》时，我时时能感受到现存的记载和那段丰富的历史比起来，只算得上是残破的片段，在片段之间隐约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仅靠这些片段就得出一些结论，按照历史研究规范来说不可接受。比如朝中存在赵人倡户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