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献给 马蒂·德弗罗 （Marty Devereaux） 没有他的爱与接纳 我不可能摆脱我的成瘾 完成我的学业 22岁时，我在一次糟糕的毒品交易中捡到了便宜。那是1985年末的一个凌晨，在南佛罗里达州一家小餐馆后面，一名毒贩给了我和我朋友一个错误的袋子。我成了这次交易的“赢家”，我拿到的毒品远多于我要转交给住在中西部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量。 当时我和我的同伴无家可归，最终住进了迪尔菲尔德海滩的一家廉价汽车旅馆。可想而知，我们把应得的和多得的毒品都“享用”了。狂欢将尽之际，我们的存货也一点点被掏空，我们两个都筋疲力尽，惶惶不可终日。我的朋友莫名其妙地宣称，再多可卡因，我俩也永远不会满足。尽管我满脑子糨糊，但仍觉得这个预言没错，同时也觉得无所谓。和每个“瘾君子”一样，我很早以前就“嗨”不起来了。我嗑药是种强迫行为，只为逃避现实，不为获得快感。这面南墙我撞得够久了，深知不会再有什么新鲜事发生—除了死亡这一终极逃避可能还算新鲜，但坦白说，就算死掉，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 大约六个月后，拜许多外因—并非我个人的醒悟或性格力量—所赐，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变得清醒而镇定，因此也没那么麻木了。我看到我面临着生与死的选择：要么继续和我的精神疾病沆瀣一气，任凭它无情地吞噬我，要么去寻找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根据我的经验，在面对这样的抉择时很少有人会选择活下去，而我的第一选择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戒断的代价似乎太高了：没有药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然而，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还能找到另一条路，我的这一表现在“瘾君子”中足以称得上顽强了。我想，毕竟我早已经历过很多险象环生的场面：远离所有亲善熟悉的人事，在废弃的大厦或警察局里做些见不得人的交易，周围还可能有上了膛的枪。那时，我生平第一次了解到成瘾的医学模型，我发现我的毛病是个可以解决的生物学问题。我决定医好我的成瘾，从而摆脱嗑药带来的问题。 我重新开始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