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对非正义的愤慨冲动以及批判性地反映这一冲动的谴责可能有一个哲学能够重构的根据（Grund），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流行的观念。对这一事业的质疑同样古老，如柏拉图《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所表达的，当他挑战苏格拉底，声称正义仅仅是强者所说的正义的时候。如果在这里我追随苏格拉底而不是色拉叙马霍斯，这只是因为，即使与后一主张同样有效，它也只能作为批判的主张是正确的，所以正义的“坚实基础”这一问题重新被提出。尽管我对这个问题的建构主义答案与柏拉图的答案有距离，但我仍然共享柏拉图的理想，因为我不仅认为正义观念有其合乎理性的理由，而且认为这一辩护可以追溯到单个根源。也就是说，在社会政治情境中的各个方面，甚至超越国家边界，正义最终指向一个规范性核心：人的基本辩护权利。在本书中，我试图捍卫这个在哲学多元化时代可能是大胆的命题。 在这里，我收集了自《正义的语境》（1994年）以来我系统地重新定义正义话语所做的最重要尝试。《正义的语境》一书富有成效的反响促使我进一步以各种方式发展其方法。一路上，我有无数的机会与许多人讨论我的想法，并从他们的问题和反对中学到很多东西。在此我不可能公平地感谢每一个人（即使在这里，公平也有个越不越界的条件限度），但我想明确地感谢一些人。首先，我必须提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长久以来他们卓有成效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其次，斯特凡·戈泽帕特（Stefan Gosepath）和查尔斯·拉莫（Charles Larmore）也是不可缺少的对话者；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理查德·J.伯恩斯坦（Richard J.Bernstein）、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马蒂亚斯·伊瑟尔（Mattias Iser）、拉埃尔·耶吉（Rahel Jaeggi）、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和马丁·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