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言（2008） 近20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这一热点肇端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该“文化热”后来被称为“五四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转型，即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的主导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格外凸显出来。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启蒙大众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伴随着“文化热”，同时出现了一波“知识分子热”。 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研究围绕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其文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体现其社会身份的，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政治命运，以及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十多年来，这两个研究取向无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来说，都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支撑其研究取向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预设，比如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模式等，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相当普遍的质疑。这表明，如果知识分子研究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先的论域中，这一热点课题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无法产生原创性突破。 在21世纪已经来临的今天，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被纳入到一个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开辟新的研究论域。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细致地研究知识分子如何继承中国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