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自序 说实话，当《临终困局》一书于2016年9月出版时，我真没想到自己会遇到这么多严厉的反对声音。尤其在我的家乡维腾，很多同行都被激怒。维腾当地的报刊编辑部把我叫去进行危机谈话——那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六十分钟。据说，这本书诬蔑了医生，而且其中的批评过于笼统、极端，过于挑衅或者迎合大众。它让整个医生群体都惹上了麻烦。而且书中的叙述并不符合事实，数据也不对。有人甚至要直接断绝和姑息治疗网络的业务往来。不幸的是，这些人在接下来几个月里真的说到做到：我的团队所接待的需要帮助的临终病患数量减少了三成——我个人的感觉是，有人宁可不让病患接受姑息治疗，也不愿和一名“把家丑外扬的恶人”继续合作。有人批评这本书导致医患之间重要的信任关系变得敏感，这是有道理的。我本人也担心这点，为此经常失眠。 我总是强调，我所描述的是医学的黑暗面。我也清楚，医学同样有它光明的一面。我非常佩服癌症和强化治疗领域的现代医疗手段及其成果，也认识很多优秀的护理人员和医生。此外我还知道，除了经济上的诱惑，导致过度治疗的还有其他因素。不过后者的情况并非卑鄙无耻，并且据专家的评估，也不那么常见。 在此书出版后的几周内，我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我的爱人进入孕晚期。总之，我的压力很大。和很多人一样，如果感到压力大，我的腰就会犯病。这时候就算我不断对自己说——特恩斯，这只是“心理效应”罢了——也无济于事。因此我更加为站在自己身后的、了不起的团队感到欣慰，也为2017年1月儿子诺亚的出生而感到非常幸福。 在读书会上，如果提起在《临终困局》出版后我所遇到的那些反对者，我会引用一段经常令现场观众捧腹大笑的历史名言：早在古希腊时代，传递坏消息的人就会受到惩罚，到了中世纪他会被斩首。而中国有句古话说：“讲真话的人需要一匹快马。” 但是，我身边的同事、朋友，尤其是病患及其家属，带来的反馈全部是积极的。至此，我已经收到1000多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