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一个行动者 倘若我有幸像那些中世纪的朝圣者一样，在去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途中遇到一场故事比赛，那我的故事开头肯定是这样的：“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变成了外国人，蜷缩在伦敦西区一间天花板发霉的出租屋里。我的枕头是一只沉重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那庞大精深、却暂无用武之地的母语，以及一套用旧的、似是而非的知识体系，外加一个有针孔的救生圈。” 传统新闻写作或“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最烦这种“讲述者其实也在场”的画风，但我没有办法，在许多经由自身困惑引发的思考面前，我无法面对自己的缺席，所以这本集子，首先是一个在英生活的memoir（回忆录），其次才是我对英国社会政治，民生和文化的observation（观察）。 我的困惑，像所有四足动物的困扰一样，首先是关于生存的：在一个发条不断失灵，只能持续疯转的老牌资本主义社会里，跟不上速度、随时会被离心力甩出去的人，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贫穷的质感》即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彼时我正过着伦敦漂的苦逼生活，身兼“穷人”和“移民工”，以及“外来女”三重身份，表面上是某某中文杂志的特约记者，游走于巴宝莉（Burberry）新装发布会、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ies）或英国国家芭蕾舞团（English National Ballet）之间，实际上是住在贫民区的有色人种，是摄政王大街（Regent Street）古董表店专拉中国游客的售卖翻译，是大雪天上门服务的“中华神推”……在不同阶层之间换脸求生，卑微加重着耻感，我对尊严的渴望，自然就变得更加迫切起来——这还是在我尚有工作，能养活自己的时候。那么失业的时候呢？如果有一天，我也沦为在食物银行排队领取罐头食品的慢性失业者，是否意味着尊严的终结？ “尊严”是我多年以来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偏偏英国又是一个极其注重尊严的社会：写信多用敬语，普通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