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62年北京出版社印行 《书话》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言，即这本书中 《书话》部分的序，将我写这方面短文的前因后果，冷暖甘苦，从解放前直到解放后，一一作了说明。这回《晦庵书话》付印，以前的连同旧序在内，一并收入。关于书话本身，本来可以不必再说什么。但因书名和作者署名都已改变，为了感谢几位先辈和朋友的关怀，新的掌故又确有一记的价值，少不得再来饶舌几句，作为这一次改版的序文。 我用 “晦庵”——这个曾经宋儒朱熹朱老夫子用过的名字，始于1944年。我还记得，柯灵同志主编 《万象》到第四年第六期，也即1944年12月，上海的形势发生变化，刊物预告下一期将要革新的 “新年号”，终于没有出版。半年之后，好像蜜蜂飞钻蜘网似的，又出了1945年的6月号——第四年第七期。我在这一期里发表了两篇杂文，十二段书话。杂文是为原来的 “新年号”执笔的，写得较早，用的是 “韦长”、“怀三”两个笔名；书话则系新作，署上了 《帝城十日》用过的“晦庵”两个字。 这个署名留下一点时代的痕迹。那时柯灵同志虽然尚未被日本宪兵逮捕，我也还没有完全躲避起来，却已化名王晦庵，蛰居在沪西徐家汇一角，连和熟人的来往也减少到最低的限度。“晦庵”的署名是这一环境下的产物。所以，严格地说，它并不是我的笔名，而是王晦庵先生的略称。至于以后凡写书话，便署 “晦庵”，只是一直沿用下来，习惯成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别的含义了。不过很多人却以为这是阿英同志的化名，特别是当后来 《人民日报》刊登 《书话》的时候。 我在这里不能不想起王伯祥先生。他是一位对文献掌故极有兴趣的前辈，生平收过许多笔记和史料。每次见面，总要谈到 《书话》，还介绍一些刊物向我约稿；不知他从哪里听来晦庵是阿英的传闻，便力为辩说，指出弢同韬，别号晦庵，意义正可相通，不应另攀他人。我还必须提及侯金镜同志。196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同侯金镜同志和几个人在北京饭店门前树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