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09年，冯俊华约我写一篇关于我在贵州跑业务的经历的散文，我便写了《不检点与倍缠绵书》，副标题是“回忆贵州的小县城”；2012年，我从早年间写的日记里摘选出若干片段，分别冠以标题，组成了《咸肉冬瓜》这个作品小辑。尽管有这些非虚构篇目的存在（包括穿插在书里的四则《途中》也都摘自我的日记，是我工作途中乘车坐船的所见所感），此书作为宽泛意义上的小说集仍然成立——通过有意为之的排列组合，让写作者的生活与写作、现实与虚构、人生与梦境形成相互参照，从而使读者更立体、更全面地把握写作者在某个阶段的生存处境和写作状态。 非虚构的《不检点与倍缠绵书》记录了我在贵州跑业务期间（2004—2006年）的工作、生活和爱情，为了努力将自己摆在一个“正常人”的位置，我在写这篇的时候刻意避开了我的写作（写作让我无法成为一个正常人）；而收入此书中的十几篇小说，又绝大部分写于我的“贵州时期”，所以刚好补上了这个空缺。简言之，这是一本关于我在贵州三年的生活与写作的书。即使考虑到少数几篇不是写于那个时期的贵州，我也只需作一点简单的修正：这是一本关于我在异乡漂泊与写作的书。 而选用“不检点与倍缠绵”作为书名，也正是这个用意。清代诗人严谨题写在贵州省旅店墙壁上的诗句“书到途中慵检点，诗成客里倍缠绵”，使我给自己那一时期的创作的不成熟找到一个诗意的借口和些许可怜的慰藉。不管是行文的不检点（语言的放纵、不严谨、欠打磨，准备不充分），还是情感的倍缠绵（过于直白、夸张、激情澎湃，缺少冷静和克制），我都归咎于“这些都是我在异乡漂泊奔波时写下的文字”。 这些文字，我向来羞于示人。不仅如此，至少有十年时间，连我自己都耻于再看。也只是最近两年，我才渐渐接受了它们，有些篇目我甚至认为写得蛮好。这种心态的转变，原因很复杂。部分原因可能跟生活的沉闷、创作的枯竭以及对现实的恐惧和勇气的丧失不无关系，让步入中年的我不得不正视那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