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的专业方向是两宋史，本书却归入中国史学史的范畴；中国史学史也涵括宋代，但本书聚焦却是现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在时段上逸出了两宋的畛界。我历年写的这类文章竟能出专书，纯属无心插柳之举。 一 我进入大学时已年届而立，史学训练近乎零起点，以史学为志业的意识却已然萌生。大目标既定，总得框个范围，因缘际会，经过拿捏掂量，选择了宋史。大三那年写出首篇宋史论文，或可视为走上治史之路。本科毕业留校，进入宋史研究室，不久在职读研究生，其后虽写过其他断代的论文，但治史大方向从未游移过。 对史学入门者而言，不断提升专业素养至关重要。而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内涵似乎尤其宽泛，既有治史必备的地理、职官、年代、目录四把钥匙，也有文字、训诂、校勘、辨伪等历史文献的专门之学，还包括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史学理论方法上，听过程应镠先生讲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研究生课程，但平日请谒侍谈，不经意间的收获似乎更多，我有《治史三昧》自道启悟。除此之外，我补了两方面的短板：一是以“拿来主义”的眼光选读当年风行的史学理论与社科新潮的海外译著，二是认真研习中国现代史学大师的著作。这里只说后者。 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一般以20世纪初梁启超刊发《新史学》为起点，但新史学范式的全面开创还要迟至五四运动前后。其后二三十年间，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垣、吕思勉、胡适、顾颉刚、陈寅恪、钱穆与郭沫若，史学大师纷至沓来，他们自撰杰作，独创范式，分立门派，各领风骚。在史观与史法上，尽管各有主张，甚至互相立异，但对中国现代史学都有创辟之功。就史观与史法而言，他们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受过外来学术与方法的冲击与洗礼，一方面相当坚实地承袭了传统学术与方法的熏陶与濡染；前一层面促成他们敢于挑战传统史学，创立史学新范式；后一层面有助他们善于改造传统史学，融入史学新范式。唯其如此，他们注重新旧范式之间的衔接与过渡，确保新创的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