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线装本 图片: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预约样本（1935年），附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出版广告 图片: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样本封面 图片: 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之封面、扉页、内页 图片: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作为国礼入藏列宁图书馆（授赠典礼合影，见《中苏文化杂志》1936年第1卷第2期） 图片: 中华书局五开本线装《四部备要》全五集一次缴清预约款者使用的预约通知书（1934年） 图片: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书目提要（集部）》封面与内页 图片: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中征求薛居正《旧五代史》原书的启事 图片: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之定制书橱 图片: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内页版式，可窥聚珍仿宋字体之美观 图片: 开明书店《二十五史》版式，每面四排缩印 图片: 世界书局《珍本医书集成》内页版式（第十册卷首） 前言 一 自晚清中西会通以来，古籍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整理与出版高峰。第一次发端于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同治光绪年间，在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倡导与垂范之下，地方或奏请或自行开设了诸多地方官书局，刊印了大量经史典籍。这一过程与洋务运动交织展开，互为注脚，旨在通过重建道统，以修复帝国重心倾斜的社会文化秩序，呈现了“中体西用”主导思想下的古籍整理出版的政治与文化功能。 第二次高峰同石印技术的东渐有关。十九世纪末，石印技术开始成为东渐的西式印刷技术中大受欢迎的首先，以点石斋、同文书局、扫叶山房等为代表的诸多民营石印书局，利用这一技术大规模印制了《康熙字典》《殿本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士子们过去无力购藏的大型古籍文献。不同于第一次高峰时的官方行为，这次主要以商业方式实现的古籍出版活动，说明科举未废之前的古籍，于彼时的民间知识社会中依旧拥有无法撼动的重要位置。 清末实行新政以后，科举被废，新学获得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