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璇琮 我于八十年代前期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旨在以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进一步考察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中进行，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研究思路曾得到学界的认同。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宗强教授在为拙著《唐诗论学丛稿》所作的序言中，就说：“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则纯粹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它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1990年3月）广西师大中文系张明非教授在《百年学科沉思录》一书的论文中，提到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所兴起的“一种切实而有生命力的研究方法”，即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即以《唐代科举与文学》作为重点例子进行分析（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这些年来，已有好几位学者从事于类似选题的开发，已在进行的有《唐代进士与文学》、《宋代科举与文学》，现在兰州大学王勋成先生的《唐代铨选与文学》已成稿，并将在中华书局出版；——这些，对我确带来一种深挚的欣慰之情，使我感到，我近二十年来，在治学道路上，虽间有曲折、坎坷，但总算是得到学界友人的首肯。 但《唐代科举与文学》仍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写此书是在1983、1984年间，这时关于唐代科举的文章极少，专著则一本也没有。那时我只见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吴宗国教授的几篇文章，后来他写成《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并送给我，已是1992年以后的事了。我这本书的重点是从文学角度出发，采取所谓描述的方式，希望写得生动一些，而不是主要采取考证和论述的方式，因此有关科举中的一些具体环节，有些就回避，有些则后来察觉到并不确当。这是一。其二，我的重点是考察唐代士人在登第以前或落第以后的生活情景，至于登第以后如何通过吏部铨选进入仕途，则只用最后一章（第十七章《吏部铨试与科举》）加以概述。我曾在这一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