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韩国是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土地面积小、自然资源少、耕地只占20%、人口密度在1000万及以上的国家中排名第三、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成为“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成员国；2017年，韩国是世界第十四大经济体和第五大出口国。因此，韩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希望又是挑战。如果韩国成功了，其他国家没有理由不能。 然而，是什么让韩国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可能？特别是在政府角色方面，这仍然是未解之谜。对于或多或少影响到经济中所有行业和经济主体的宏观政策，人们已经达成广泛的共识。韩国政府提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进行了投资，并在其经济政策中保持了外向型，等等，其作用对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对于涉及不同行业（和/或公司）的行业层面政策的影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这可能被称为对市场的“干预”。 韩国国内外许多人认为：这种干预政策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关键原因。事实上，韩国的发展经验常常被描述为“政府主导”。干预政策是韩国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吗？如果不是，主要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本书要处理的问题。本书不打算对韩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全面研究，也并未讨论宏观经济层面的政策或其影响。本书的焦点很明确：主要考察20世纪50年代的汇率政策以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贸易和工业政策的影响，以确定韩国的增长经验是否证实了干预政策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驱动力这一普遍认知。 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的研究结果指向世界市场的规模。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工业化，而当时世界市场的规模是1820年欧洲经济体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期的100倍。由于世界市场规模的差异，国际贸易在韩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