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溺水中游泳 手机提示我一天超过10个小时都在看它的时候，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了。问题不是所谓的电子产品依赖症，而是我们的生活走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一步，就连特殊时期的紧张和激动，除了手机以外也已经没有别的出口。听到危险的消息，想要拉别人一把，都不知道从哪里伸手。 从2020年1月20日开始警惕起来，已经不算早，但还是比一些更该警惕的人早很多。灾难面前的心理保护机制，首先会把自己放在它的外部，认为可以小心地绕着它走。非典时期的记忆对我来说就是这样。2003年，还没有进京上学，老家小地方像隔了一层玻璃罩，危机在外面发生，很难体会到强烈的程度。 第一反应是还要不要回家，这次偏偏是在最需要回家的时刻。传染病发生在春节，就像炸药包丢在了地雷阵。如果说中国人还剩下什么信仰，春节大概是其中一个，只有在这段时间，人们不需要外力推动，自觉进行机械性的仪式和流动。当然也包含一些日常比较少见却突然汹涌起来的善意和热络。我轻易不会去撼动它，过去只有一次因为在国外学习而错过这个节日，甚至尊重它在这个无情年代里成为情感最后的图腾，尽管对新一代中国人来说，它也时常意味着难以承担的负重。 家人不能理解，觉得我提出的劝告言过其实，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抽烟喝酒即可杀死病毒，仿佛连疾病都是来给春节助兴似的。是我爸电话里流露出的不舍，让我知道自己手里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可以留在北京不动，而我也得老实地承认，在物质和情感上都没有任何储备，足以让我在这个家国价值被推到最大的时刻一个人度过。我延后了启程时间，更改了交通工具，还是回到了南方的家中。 一切还没有紧张起来，只是微微颤抖。直到大年三十这天，消息终于在全国范围传开，之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得到确认，亲戚们才后知后觉地决定相信这个从北京回来的“外来者”。而我心中的担忧，还是漫过了团圆的欢喜，在唯一一次家庭聚会上（往年这样的聚会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五），连努力融入的尝试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