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恢宏的世界正在坍缩 志业危机 那段时间，我正好陷入个体危机。看上去，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牛津政治学硕士毕业，拿到博士奖学金，未来三年生计不用发愁，接下来的夏天准备结婚。偏偏这个时候，我开始失眠。博士前，没体验过失眠或脱发的苦，睡眠一贯很好，挨枕即眠，原本以为多出来几个小时未尝不好，但脑子浑浑噩噩，什么也做不了。夜晚听到教堂整点报像丧钟，一下子，被折腾得心情烦躁。到系里一问，发现多数人睡眠不佳，都在经历“四分之一人生的危机”（quarter-life crisis）。也是这时候，开始痛饮咖啡，撑起研究日常。别说思想独立，连咖啡独立都没法实现，要是咖啡断货，学术就要进入大萧条了。 我清楚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对曾经作为信仰的职业学术，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怀疑。读博前，我确信走学术道路，倒不是因为路径依赖渴望象牙塔。我清楚地明白，把读书写作当生计是一项罕见的特权。这种特权，不均质地分布在地域和代际。我们上一代人没这样的选择，即便落在知识生产的位置上，也难说是个人自由意志的结果。这一代碰上好时候，加上一连串巧合机遇，才有了可选择的机会。我对这一切从头到尾地清楚，于是秉承“先拿到了再决定心意”的原则。面对还没得到又要艰难得到的东西，太容易发明“其实那不是真心想要”的借口。 牛津政治学博士生的录取，二十四岁时正式得到，似乎能确信自己对学术的心意了。它揭开“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一清二楚地展现了所谓“知识生产顶端”的图景。在被录取之前，所有的不安，都能找到一个终极出口：或许只是自己所处的小环境有问题，等到了理想环境，这一切就不同了。到了牛津，就没了这样的终极出口，你看到的，可能就是所及范围的最好。然而，青年学者朝不保夕，边缘、游离、绝望之感，不比他们研究的群体少。学术市场僧多粥少，稳定工作昙花一现，大家准备着毕业转行或接受临时合同，没人愿意在对前途无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