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何地，献给芬恩。 前言 谁才是对公司重要的人 我们关于商业公司的讨论已经乏善可陈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而这种创意匮乏的原因来自公司的结构本身。这个观点正是我写这本书的基石。这个问题可以归纳为：“谁才是对公司重要的人？”至少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评论家们已经指出，商业公司的组织结构设定了归属边界，将公司成员限制在股东和董事会这个群体内。这种结构意味着公司唯一不变的法则就是为股东赚钱，而员工、消费者以及环境的利益，只有在财务报表中以“成本”的方式出现时，公司才会想起。股东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所谓利益相关者，除非采取某种改革措施使他们发挥作用，否则正如其字面意思，“利益相关者”也是人微言轻。工会和各种监管机构使“其他”利益变得重要，但这些利益仍然来自公司外部。事实上，这种利益通常被称为“外部利益”。近年来，一味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观念不断升温，导致监管机构和工会的权力被不断削弱。包括经理在内的员工不论对公司而言是多么不可或缺，也不管他们其实才是真正创造商品和利润的人，只要他们没购买股票，就并非真正的公司成员。 谁在公司中举足轻重，也影响着谁会在公司青史留名。虽然对公司权力结构持批评观点的不乏其人，但几十年前劳工这一群体就已被公司历史远远排除在外了，这反映出劳工不过是局外之人。这种类似对劳工的无视也适用于很多其他群体。随着婴儿潮一代的成年，美国社会也迎来繁荣发展，但这些人中的有色人种、女性、移民、性少数群体（LGBT）、员工和消费者的卓越成就通常不会被归入公司历史，即使经济活动才是故事中的核心元素。如此催生的众多新现象促使历史学家去研究不断变化的民族归属边界，这里的边界既包括文字上的也包括意识形态上的，但公司的边界却似乎静止不变。历史学家如今已经认同一个国家不能只看到总裁和政客的主张，但仍然很难承认一个公司也不只有商人和官僚。 本书讲述了一个关于公司赋权的新故事，它植根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