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收场 第一章 “敲门人” 2017年夏，巴尔的摩的一名联邦法官收到一封信。信寄自麦克道尔联邦惩教所，该惩教所位于西弗吉尼亚州中部的偏远之地，距巴尔的摩有六个多小时的车程。在信封的正面，这名囚犯写着“专递”两个字。 奥马尔·伯利的这封信写在横格纸上，字迹工整，笔触活泼，字母T上还加了波浪号。这是囚犯编号为43787—037的伯利第二次向法官求助，他请求法庭指派一名律师为其辩护。他的上一名律师已经退休，这名律师试着联系另一名同行，但没有得到答复。 “我含冤入狱，只能自证清白，您能想象这有多难吗？”伯利写道。 几个月前，伯利正待在俄克拉何马州一所联邦监狱的休闲厅，等着被送往麦克道尔联邦惩教所。这时有人喊他：“小巴尔的摩！小巴尔的摩！你看到了吗？”电视上正在播放伯利家乡的新闻。八名巴尔的摩警察被指控偷窃市民财物，并且在他们的案件中说谎。这些警察确实犯下了被指控的罪行，而当时联邦政府正就巴尔的摩市警察局是否侵犯公民权利对其展开调查，起因是一名年轻的黑人男子在被警察扣押期间受伤身亡。调查披露的内幕令人震惊，不过不完全可信。多年来，针对该市警察不当行为的指控—从非法脱衣搜查到致人骨折—从未停止，但许多指控缺乏确凿的证据，而且指控者前科累累，有充分的动机提出虚假指控。结果，这些真伪难辨的指控反倒常常对警方有利。由于阻力过大，大多数受害者甚至不愿再费力说出真相。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持有毒品或枪支。警察可能在双方接触的细节上撒了谎，或者将搜到的部分钱财据为己有。不过，这里是巴尔的摩，这充其量被视为一个“肮脏的游戏”，目的被用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 但此时，家乡的一起窃听案揭露了警察文化，而起诉这些警员的联邦检察官正在寻找更多的受害者。奥马尔·伯利正好有话要说。 伯利的故事发生在2010年4月28日早晨。一个便衣警察小队的成员被叫到街上列队点名。他们的警司告诉他们，自己会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