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辅文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钱锺书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研究”（11BZW089）结项成果。 序言 刘勇 1970年代末，文学上的“新时期”开启之后，现代文学研究界首先做的是文学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对大批在极“左”思潮猖獗时被错误批判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现代作家及其作品展开正面的研究与评价，即在文学上为这些作家作品“落实政策”“平反昭雪”。随着思想解放与对外开放的深入，一股“发掘”没有被写进当时国内现代文学史的有成就的作家作品的风潮又悄然兴起。在这股“发掘”风潮的推动下，沈从文、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张爱玲、钱锺书、无名氏等一批沉寂多年的作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形成1980年代现代文学园地中一道争奇斗艳的亮丽文化风景线。 在这批重出江湖的作家中，钱锺书作为典型的学者型作家，在当时由知识荒芜而跨进知识渴望的特殊时期，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推崇。加之《围城》幽默睿智的知识分子个人化叙事，也确实给习惯于宏大严肃的政治叙事的读者以别开生面、别有天地之感。而一众传记作者从各种渠道发掘的传主的逸闻趣事，加上媒体的炒作和电视连续剧《围城》的拍摄播出，由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钱锺书热”。有人热心倡导“钱学”；有人给钱锺书戴上“文化昆仑”的桂冠；有人认为“以钱氏的惊才绝艳”可以登上学术的“无双谱”；有人判定《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伟大的一部”…… 其实，严肃的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给研究对象“戴帽子”或“排座次”。俗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些研究者习惯于不吝把最高的赞誉和最大的“帽子”加在自己崇拜的研究对象头上，其不知誉满则溢，仅凭喜好过度地推崇和赞誉是极易带来负面影响的。钱锺书也正应了这种“谤”由“誉”生的定律。由是，一面是“旷世奇才”“国学大师”“学术泰斗”“一代鸿儒”“文化昆仑”的种种赞誉；另一面也有人偏不认账，偏要对其横挑鼻子竖挑眼。如说钱锺书“读了那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