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 我们已经走的很远了，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黎巴嫩诗人，卡里·纪伯伦 一： 1978年的一天，一个出生在湖南茶陵的青年，正在手捧陈旧的课本，从那些标注为黑体字的公式和定理中学习高中数学。因为从那一年起，全国性的高考得以恢复。一年之后，这个名叫陈志武的青年，考取了当时的中南工业大学，在三十年之后，他成为了美国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 作为那一时代的亲历者，他在后来评论道：“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这几乎已经是所有经济学者的共识，它绝对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 透过那一时代的布局，就很看得出一些问题：在1953年到1979年期间，出于政治目标上的考虑，军工产业占据了毫无疑问的首要地位，和它伴随的自然是石油、钢铁这样的重工业，而且，这些重工业产品，根本没能正常流入国民经济的扩大再循环，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轻工业产品和国民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人人以限制性的票据来购买粮食、日用品。 “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要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唯独不必带钱。”陈志武在后来出版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写道，“而当我在几十年后，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正被市场化改变的社会，一个在方方面面都被转变的国家的缩影。” 其实，市场化只是一个模糊笼统的说法，随着无数学者对中国经济的持续观察，特别是在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经济的变革时，就会发现，真正起到作用的，可能未必是某个具体的制度，也绝不是政策、环境，当我们这样归纳的时候，就会在无意之间丢掉一些最关键的因素。 那些被丢掉的因素是人，而历史往往是由人来创造的。 在那个曾经草莽遍地，风生水起的时代里，总有一些人的身影或明或暗地浮现其中，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亲身参与了这场转变，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转变，是他们一手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种称谓来定义他们——民营企业家、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