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的《左传译文》。现在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盛意，指定我承担“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中的《左传》这一选题，以为驾轻就熟，必然能如何如何云云。这使我非常惶愧。但是我想，温故而知新，这一工作可以有机会对《左传译文》做一些修正和修饰；再则，当时那个译本的目的在于配合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所以对原文的理解一以杨先生的意见为准，有些个人的看法未便立异，现在也正好借选译本以就正于读者。 在过去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之间，有过《左传》是“经”还是“史”的争论。这个问题牵涉到汉代今、古文经的学派之争，另有其政治背景。撇开了前人的陈旧观念，问题是很清楚的。《春秋》“三传”之中，《公羊》、《穀梁》以解经即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所谓“以传解经，传不违经”；《左传》的性质则不同，它具有解经的成分，然而更重要的却是一部以《春秋》为大纲，博采史籍、档案和口头传说而编写的历史书。据司马迁的记载，编写者是孔子的学生“鲁君子左丘明”。但是由于书中接触到的史实，时间下限已经超出左丘明所能见到的范围，所以后代的学者对《左传》作者和写定年代做过许多探讨，至今还没有得出比较权威的结论。我个人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左传》是在左丘明传授的基础上，经过后来儒家学派中的人物写定的，写定的时间应当在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以后的三四十年间。 近几十年，又有人提出《左传》一类历史著作能否算作文学作品的疑问。从学科的划分来说，文学和历史是两回事。史家的职责首先是如实地记录史实。在史书中，他必然对史实作出选择，但只能有所减省而不允许增加；他也可以对史实进行组织，但只能有所突出而不允许虚构。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左传》，立刻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书里记录了不少密室阴谋、闺房私语、个人独白，是谁、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的呢？这是史家甚至标榜写实的文学家所一致忌讳的问题。直到清末，吴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