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范景中 《名家》是研究近代美术史的专题读本。然而要在这一领域做出成绩，殊为不易。因此不敢涉足。粗略想来，原因有三。 首先是陈援庵先生告诫的：“今日宜造成为学问而学问，养成研究学问之风气。”又说：“近代史太难作，史料散漫不集中，难作。”先生大概是提醒我们，资料少了不易对付，资料多了其实更不易对付。因为它们散落各处，罕能周全，难以统摄贯穿。要在繁杂的文献中有以独举，就不得不运用奥卡姆剃刀[Occam, s Razor]，所谓的Frustra fit per plura quod potest fieri per pauciora[以简御繁]，所谓的Entia non sunt multiplicanda praeter necessitatem[避虚就实]，道理好像很简单，但施行起来，极不容易。此其一。 其次是陈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套用《文史通义》论文德的话：“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当代学者，大都生活于承平盛世，而所研究的近现代则是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离我们虽近，但却情势迥殊。即当时之人，亦未必能得真解，何况我们未睹蒙尘枳道，未膺狼烟哀乱，笔下难有沧桑波澜，故同情之了解不易做到，同情之了解的理想境界更不容易达到。并且同情也不是移情，而是去建立一个合理的历史情境。此其二。 最后，我想引用内梅罗夫[Howard Nemerov]的诗To Clio, Muse of History的最后几句： But tell us no more Enchantments, Clio. History has given And taken away；murders become m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