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和平的尺度 面对日趋对立的世界，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不单是一个当代的问题。1946年，它同样困扰着面对正在形成的冷战格局的国际主义者们。战争迎来短暂的停歇，但是和平的维系不能有一时松懈，不然它将很快沦为休战的代名词。当大众受到战后乐观情绪的感染投入百废待兴的重建时，职业外交官率先感受到的是阵营对立的密布阴云。他们当中，恐怕再找不出比联合国的首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更能深刻体会这种气氛的代表人物了。 1896年赖伊出生于挪威，青年时期走上仕途，担任挪威司法大臣时接纳过避难的苏联革命家托洛斯基，后又将其驱逐出境。二战中，挪威被德国占领后，赖伊作为外长同流亡政府迁往伦敦。1945年，他重返自由的挪威，正在小木屋里庆祝来之不易的圣诞假期，没想到被一纸电报召回国际外交的漩涡中心。1946年2月，他成为联合国的首任秘书长。1952年，他从联合国辞职，怀着失望又解脱的心情回到了挪威的小木屋中。小木屋成了赖伊精神上的避难所。两年后，回忆录《为了和平：我在联合国的七年》出版。 我们要如何评价赖伊的联合国任期？这似乎是最直接的问题。比起死于停火谈判路上而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的继任哈马舍尔德来说，赖伊的任期显得平淡而缺乏国际政治的戏剧感。这往往忽略了他处于冷战开端的不确定性时完成的大量基础工作。如果我们列出赖伊任期内处理的国际问题清单，就不难意识到他以及国际组织面临着一个怎样的战后世界。这份清单里包括伊朗危机、希腊内战、巴以分治、第一次中东战争、柏林危机、朝鲜战争等等。它们在本书中都有一一阐明，不少问题遗留至今未决。伴随这份问题清单的，往往是“成功”和“失败”的案例，经由抽取的“高光”和“至暗”时刻。这些记录，形成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盖棺定论。赖伊的任期，换做任何政治人物和时代，都容易遭受如此总结方法的左右：“哦，他在伊朗危机中做的不错，奠定秘书长干预理事会的先例。第一次中东战争嘛，可以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