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就哲学而言，技术哲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名为“现代哲学史”的课程涵盖了文艺复兴时期和17、18世纪的哲学家。“当代哲学”则涵盖了20世纪初的哲学。哲学的主要分支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17、18世纪的大多数现代早期哲学家即使不是名义上也都事实上从事科学哲学研究。到了19世纪中叶，一些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撰写了专门关注科学哲学的著作。只有少数重要哲学家对技术做过详细论述，比如1600年左右的培根和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大哲学家”虽然对科学有很多论述，但对技术却鲜有谈及。由于假设技术是对科学的简单应用，或者技术无非是为人类谋利的手段，大多数哲学家自然会对这样的“技术”兴趣寥寥。现代早期哲学中的“行动”乃是围绕着科学知识议题，而不是关于技术。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传统对科学技术持悲观态度。浪漫主义者强调它们成问题和有害的方面，只有少数学院派哲学家才关心对技术本身的评价和批评。特别是在德国，有一种悲观主义文学关注一般现代社会特别是技术社会的罪恶。我们将详细考察这一传统在20世纪的几位继承者。在英语国家，除了华兹华斯（Wordsworth）等浪漫主义诗人，以及卡莱尔（Carlyle）、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和罗斯金（Ruskin）等19世纪中叶的文化批评家，或者社会主义艺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很少有人对技术评估有过详述。只是随着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人们才意识到原子弹和氢弹可能实实在在地导致人类灭绝，英语世界才出现了广泛的、流行的、批判性的技术评估。随着人们普遍意识到工业污染及其对环境的破坏是一个重大问题，也许从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出版，或者从1970年的世界地球日，人们又开始关注如何理解技术的负面影响。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基因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