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宋代的四川”有一种魅力 刘咸炘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蜀诵·绪论》）这是对时空不断变换的地域文化的最好诠释。民间俗语：十里不同雨，百里不同风。各地有各地的风土民情，构成了中华文化斑斓缤纷的底层色彩。谣言则风俗民情之异端，学术则风俗民情与理性思维之结合。黄博君此书以“宋代四川”为讨论对象，试图将风俗、谣言和学术熔为一炉，以揭示包括今日重庆在内的“宋代的四川”以及其间的内在关联。读者自然有所期待。 吴天墀先生曾言：“四川在宋代所表现的重要性，占着了文化史上光荣的一页。”（《四川藏书考》初刊，1939年）这种光荣，在于它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贡献。四川支撑着宋朝特别是南宋的将近半壁河山，重要性不言而喻。宋人谓“易学在蜀”“蜀多方士”“苏氏蜀学”等，皆显示了宋代蜀人在文化史上的独创性，散发着谜一般的魅力。是著以宋人诗句“不与天下州府同”作为主标题以揭示宋代四川的某种特征，该诗告诫将赴成都知府之任的同僚：“国初已来治蜀者，处置尽自乖崖公。当时奏使便宜敕，不与天下州府同。”（《送知府吴龙图》） 宋世名臣乖崖公张詠（946—1015）于太宗淳化五年（994）九月初任知益州时，正值蜀中王小波李顺事变初定。张詠面奉圣旨，得“便宜从事”之权，取得了很大的治绩，后来的成都知府承袭了这种“先行后奏”的特权。宋初，蜀中除王、李而外，还发生过多起变乱，给时人留下了“好动易乱”的印象，甚至南宋朱熹也认定蜀人“强悍易反”。特殊政策是基于特殊的民情，民情的养成是基于包括人文在内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时空的转换。 蜀地山川险峻阻隔，又远离政治中心，故而常常显得有些另类。范镇说：“初，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东斋记事》卷四）曾巩为苏序所撰墓志铭亦言：“蜀自五代之乱，学者衰少，又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仕。”大概蜀人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又安于唐代以来蜀地逸豫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