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 袁筱一 一、格诺与翻译的不可能？ 现在想来，当初接下《风格练习》的翻译或许真的是一时脑热。出版社等了我三年，我等了自己三年，始终没有等来曾经期许过的那个“好的状态”。 我希望翻译《风格练习》的原因部分出于翻译上的野心：做一件真正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而另外一部分原因，说到底也还是翻译上的，是想知道，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前提下，作为译者的自己究竟能获得多大的自由度。 于是在三年中，无数次翻开《风格练习》，下定决心突破读者身份的时候，我却因为陷入深深的焦虑里，又无数次地放弃。好像有点不太愿意承认：且不论自己能获得多大的自由，做了那么多年的文学翻译，我似乎连从读者跨越到译者的这一步都迈不出去。曾经，我可是那么为格诺的文学主张所欢欣鼓舞啊：我真的认为（到现在我也不觉得我那时的想法很傻很天真），他可以给每一个文字工作者带来解放。 我最后还是得把怯懦的原因归结到格诺的身上，以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格诺出生、成长以及成名都是在20世纪的前半叶，对于法国文学来说，或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回光返照的时代——虽然这么说多少有些不谨慎。动荡的局势为文学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和再认识自己的机会：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和迅速蔓延的物质主义。巴尔扎克和福楼拜预言的堕落不可阻挡地到来了。可问题是，预言变成了现实，文学本身的道路便被堵死了，曾经的道路由此失去了价值。对于在20世纪初出生的文学青年来说，在危机中杀开一条自己的道路是必然的选择。 超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当时文学的法国颇有些“壮士断腕”的决心，尽管与此同时，传统依然或多或少地在马拉美的弟子们，在罗曼·罗兰，在法朗士，甚至在普鲁斯特身上得到了继承。格诺开始时也被裹挟到超现实主义的洪流之中，为偶然性创造文学这一当时崭新的命题所吸引，但很快就与之决裂。如果我们赞同贡巴尼翁的判断，相信20世纪法国文学是由“波”的方式构成的，格诺或许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