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王朝保持着典型的宗藩关系。作为藩邦外交的直接参与者，两国使臣的纪行作品构成中朝文化交流的主体。特别是朝鲜使臣创作的大量《燕行录》，以诗歌、日记、杂录、状启等形式记载使行途中的见闻随感，从自然景观、人文古迹、民俗风貌、思想文化等方面翔实再现明清中国社会图景，堪称域外汉文学的经典文本。本书时间范围起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止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结合史料、文集、年谱、碑传、书牍、诗话等文献对康熙时期中朝使行诗歌及作品本事进行整理、考证与系年，以期通过对以使臣为媒介的中朝诗歌交流情况的系统考察，透视清代中朝文化交流风貌，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文献支持和资料线索。 康熙帝即位初期，国内局势未稳，以朝鲜孝宗李淏为首的北伐派积极扩军备战，试图联络反清势力以图光复。随着南明、三藩的平定和台湾的收复，清政权获得长治久安的基础，清朝“抚藩字小”“厚往薄来”政策的推行也进一步缓和了两国矛盾，中朝宗藩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综观康熙一朝，朝鲜士人的对华心态依然复杂微妙。一方面，清朝优容的宗藩政策无法全面扭转朝鲜士人对清政权的负面印象，这既根植于两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和“丁卯”“丙子”战争等历史纠葛，也源于朝鲜士人群体所笃守的春秋义理观和根深蒂固的“小中华”意识。另一方面，清朝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令燕行使臣感受到“胡无百年之运”等旧有观念的片面性，康熙朝后期门禁的放宽也赋予朝鲜使臣更多结交中国文士的机会，极大促进了两国文化交流与发展。同时，朝鲜使臣亦无法回避清代社会文明对传统华夷观的冲击，一些有识之士通过诗文作品记录清代政治、经济、农业、科技、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先进方法与理念，孕育了朝鲜“北学派”的萌芽。这一时期的燕行诗有南龙翼《燕行录》、闵鼎重《老峰燕行诗》、金昌业《燕行埙篪录》等，深刻揭示了朝鲜士人的复杂心态。清朝大臣阿克敦三次出使朝鲜的诗集《东游集》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