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幸福的少数人”？ ——代译者序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现今五十岁上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不知道有一本法国小说叫做《红与黑》的，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年轻的时候读过这本书，都怀着激烈昂奋甚至矛盾的情绪对待过书中的主人公，无论他们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是同情他还是鄙视他。他们后来也都被教导过怎样读这本书怎样看这个人。于是，喜欢这本书同情这个人的许多人改变了态度，有的是心悦诚服，有的是阳奉阴违，有的则是钳口不言了，当然也有人为这本书这个人付出过代价。一本书让一些人激动，让一些人愤怒，让一些人恐惧，也让一些人不惜兴师动众口诛笔伐强迫另一些人改变看法和态度，这就是《红与黑》在中国的命运。俱往矣，那个距离我们还不太遥远的史无前例的年代！还有那个虽非史无前例却已然开始有些离奇的年代！ 不过，平心而论，对一本书提出“怎样读”的问题，本身并非别出心裁，更不是发明创造，当然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可以被称作伟大的小说的共有的品格。例如《红楼梦》，有人读出了革命，有人读出了政治，有人读出了爱情，有人读出了人生，等等。或者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似乎亦无不可，只是请这些种种的家勿强迫别人见他们之所见，以“怎样读”为由在别人的灵魂里动刀动枪的。《红与黑》也是一样。自一八三零年以来，一个半多世纪中，人们从中看出的东西决不比从《红楼梦》中看出的少。有学者说关于《红与黑》的研究已经成为了西方的“红学”，这不是夸大其词。在中国，关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所谓“红学”和“曹学”；在西方，关于斯丹达尔（他的名字曾经被译做司汤达）的《红与黑》，则有“红学”和“贝学”，因为斯丹达尔本名叫亨利·贝尔。这里把两本书扯在一起，并没有打算作一篇比较文学论文的意思，实在是因为这两本书的因缘不单单在它们都有一个不寻常的命运，而是因为…